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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1958年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土左旗，一位牧民焦急地敲着门：“秦大夫，产妇大出血！”屋内瞬时亮起灯光，29岁的秦济生匆匆将两岁女儿交给丈夫，冲出家门，“快走！”到了产妇家里，没有消毒工具，喊老乡炒热沙子铺在炕上，她跪在炕边按压宫底……最后母子平安。老乡执意让秦济生给孩子取个名，她笑着说，“瞧这一身沙子，就叫沙沙吧。”

当时，秦济生从北京医学院（现北京大学医学部）毕业3年，响应国家支边号召举家来到缺医少药的内蒙古，被派到呼和浩特市土左旗的卫生院，一待就是30年，一生都在为边疆妇女诊疗治病的她，获得了妇产科界最高荣誉——第二届“林巧稚杯”奖。

在女儿廖秦平的记忆里，母亲“全身心都扑在患者身上。”3岁那年，秦济生出诊大半年，归来时廖秦平躲在门后怯怯地问：“阿姨找谁？”还记得母亲担心一位肠瘘产妇的营养，将家里攒了半个月的粮票换成挂面煮给产妇，产妇出院后抱着孩子登门道谢，硬要留下珍贵的奶豆腐，但母亲担心她后续的营养跟不上，一直拒绝。“一个非要给，一个就不收，看着跟‘打架’似的。”廖秦平笑着说。

1977年恢复高考，21岁的廖秦平也报了名。当她攥着北京医学院的通知书告诉母亲时，秦济生只叮嘱道：“以后要做善良、有技术的医生。”但还是劝她“别选妇产科，太累！”然而，当廖秦平亲眼见到一位癌症患者被丈夫“放弃治疗”时，她坚持“我要选妇产科，女性健康更需要有人站出来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，廖秦平敏锐地感知到肿瘤、感染对女性的威胁，主动带队研究阴道炎发病机制，提出微生态平衡、HPV精准分型等突破性理论。拿到第五届“林巧稚杯”奖的那天，她把奖杯放在母亲的奖杯旁，两个奖杯碰出的轻响，像跨越时空的击掌。

作为医三代的吕涛，童年记忆里母亲也总是缺席。2001年，当17岁的吕涛把家里第三份“北京大学医学部”的录取通知书拿给母亲时，廖秦平有些意外：“我从没给过建议，都是她自己的选择。”吕涛笑着说，小时候总埋怨妈妈忙，但还是“想当医生，像妈妈那样做有用的事。”

选专业时，廖秦平也劝吕涛，“妇产科太累。”但吕涛坚持：“我不怕。”如今，她和廖秦平都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工作。2019年援藏期间，吕涛经常在手术台上连轴转到晚上八九点钟。一次产妇大出血，她抢救了5个小时，同事笑着叫她“病房虫”——这曾是廖秦平的外号。

在吕涛看来，姥姥的时代，是在土炕上托举生命；母亲的时代，是要让患者“活得长”；而她这一代，不仅要让女性“活得长”，还要“活得好”。